小时候，每到夏天，我们就盼着发大水，不是怕淹的大水，是那种刚好能让河水漫上一点、把河里的螃蟹闷出来，一种恰到好处的水。
童年时，我们家几弟兄的年龄都是一个比一个大，约长两岁，依次递增，三个人号称“抓蟹三兄弟”。其实也就是每人提根塑料袋、举根手电筒，在小河沟里寻找螃蟹。一天下午刚下过一场暴雨，傍晚天放晴了，空气里全是泥土和草叶的味道。我哥站在门口对着一根袋子，说：“今晚螃蟹该上岸了。”“搞点螃蟹吃，开开荤”。这话像发令枪一样。
他第一个冲进杂物间，翻出三只手电筒——两只还能亮，一只要拍两下才亮。他抢了那只最亮的，我分到那只“拍一拍”才能亮的中等货色。我抗议，哥说：“你最小，丢了还损失小。”这话气得我想咬他。天刚擦黑，我们就出发了。每人脚上一双旧凉鞋，裤腿卷到膝盖以上，手里拿着塑料袋。从家门口到小河沟也有几百米，但我们走得雄赳赳气昂昂，像三军出征。河沟的水位比平时矮了半尺，浅浅的，刚好没过脚踝。我们沿着沟边的草埂走，手电筒的光柱在水面扫来扫去，像三把光剑在打架。
“别晃！晃跑了！”哥压低声音吼。“我没晃，是你自己在晃。”被顶回去。“你俩都别吵，螃蟹听见了。”我装老成地说。话音刚落，我就叫起来：“有了有了有了！”手电筒的光死死钉在一块石头旁边。一只巴掌大的螃蟹趴在浅水里，两只钳子微微举着，像个准备打架的小拳击手。我伸手就去抓，被螃蟹一钳子夹住手指头。“嗷——”那声惨叫把方圆五十米的螃蟹全吓跑了。我甩着手原地跳，螃蟹钳子还挂在手指上晃悠，哥不急着救人，先笑了半分钟。帮我掰下钳子的时候，我的手指已经肿了个小红包。我含着手指，眼泪在眼眶里打转，但死活不肯回去，岂能男子汉的尊严。从这件事上学到了教训：抓螃蟹要从后面下手，大拇指按住壳，中指和食指扣住肚子两侧，这样钳子够不着你。这招是我哥教的，也不知道他从哪儿学来的，但确实管用。那之后，收获就来了。一只、两只、三只……我们像寻宝一样翻着每一块石头。大的有成年人拳头那么大，小的比一元硬币大不了多少。小的我们不要，扔回水里让它继续长。大的放进袋子里，能听见它们在袋子里爬来爬去，爪子刮着塑料壁，发出沙沙的声音。
我抓到最大的一只时，激动得手都在抖。那只螃蟹趴在两块石头之间的缝里，壳是青黑色的，腿上有绒毛，一看就是老江湖。我小心翼翼地绕到它身后，深吸一口气，猛地出手——扣住了！它在手里张牙舞爪，钳子咔嚓咔嚓地响，但够不着我。我举着螃蟹冲他俩喊：“看！看！这么大！”我哥面无表情地说了一句：“还行吧。”但后来我注意到他偷偷看了好几眼。我们沿着河沟走了大概一里路，桶里的螃蟹越来越多，手电筒的光却越来越暗。我那只需要拍一拍的手电筒终于彻底罢工了，怎么拍都不亮。哥那只也开始发黄，像快没电的蜡烛。月亮不知什么时候升起来了，不算很亮，但足够看清河沟的轮廓。
远处的青蛙叫成一片，近处的萤火虫三三两两地飞过。我们三个人排成一排，光着脚踩在凉丝丝的水里，谁也不说话，就静静地翻石头，凭手感摸螃蟹。
那种感觉很奇怪。明明是黑灯瞎火的野外，但三个人在一起，就什么都不怕。偶尔摸到一条水蛇，吓得缩手，然后发现竟然是根烂树根；偶尔摸到一个滑溜溜的东西，结果是块裹了青苔的石头。每次虚惊一场，三个人就压低声音笑一阵，像干了什么坏事一样。快到家的时候，袋子里的螃蟹已经爬得叠起了罗汉。我提着袋子走在最前面，脚下一滑，整个人往后一仰——袋子飞了。螃蟹全翻了，手电筒也掉了。我摔在泥水里，浑身湿透，屁股摔得生疼，但我顾不上疼，因为那些螃蟹正四散奔逃，往河沟、往草丛、往一切能逃的方向拼命爬。“捡啊！快捡啊！”我撕心裂肺地喊。三个人手忙脚乱地满地抓螃蟹。我哥眼疾手快，一手一个往袋子里扔；哥追着一只大的追出去几米远，拖鞋都跑掉了；我趴在地上，像守门员扑球一样扑住一只，结果被狠狠夹了一下，疼得直吸气。
最后，袋子里只剩几只螃蟹。我们辛辛苦苦一晚上的战利品，大半都跑了。我坐在河沟里石头上，浑身泥水，手还疼，差点哭出来。我哥走过来，在我旁边坐下，沉默了一会儿，说了一句我记到现在的话：“明天再来就是了，螃蟹又不会搬家。”我知道他在安慰我，但这话让人舒服。
回到家，妈妈把我们三人的狼狈样子挨个数落了一遍，然后烧了一大锅水，把那几只螃蟹煮了。蟹黄不多，肉也不多，五只螃蟹三个人分，每人一只，多的两只给我和我哥一人加一只——我哥硬塞给我的，他说太麻烦不想吃了（其实是让我补补营养）。
很多年过去了，我们都在城里上班，偶尔夏天回去，路过那条小河沟，发现它已经干涸，养不活螃蟹了。但每次吃螃蟹，我都会想起那个晚上，想起手电筒的光，想起被夹的惨叫，想起摔那一跤时满天的星星，想起我哥说的那话“明天再来就是了” “不想吃了嫌麻烦”。
后来我才明白，那晚跑掉的不是螃蟹，是再也回不去的时光。哥不想吃且嫌麻烦的那只螃蟹，留在记忆的深处，一直没有跑。（娄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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