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童年、少年时光都在贵州遵义播州鸭溪镇的下场度过，家距鸭溪窖酒的老厂区仅几十米，亲眼见证了鸭溪窖酒厂的辉煌阶段，并与其结下了许多不解之缘。
酒厂与电视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鸭溪窖酒在贵州可谓是家喻户晓，绝对是鸭溪的一张靓丽名片：每天厂区几乎都是车水马龙，人头攒动，从酿酒车间散发出来的酒香味弥漫整个街道，给人一种舒适的感觉。
酒厂的职工收入和福利待遇在鸭溪的企业中是最好的，家庭的经济条件也比较殷实，堪比当年茅台酒厂在仁怀，赤水天然化肥厂在赤水市的地位，员工都有很强的优越感和自豪感，在我们这群小孩眼里，谁家的父母甚至有亲戚在酒厂上班，都会引来同伴羡慕的目光。
七十年代，鸭溪镇上仅有镇政府及几个机关事业单位有电视机。那时人们的业余生活很贫乏，鸭溪窖酒厂那台14英寸的“北京”牌黑白电视机，就成了消磨时光、开阔视野、认识世界的重要途径。
每当我们从学校上完晚自习回家时，只要看到厂办公大楼会议室发出亮光，就知道正在放电视，大家都会涌上去度过一段美好时光。
尽管那时的电视频道和节目都很少，娱乐性远远比不上当今的电视节目，主要是国内国际新闻和《世界各地》《动物世界》等专题片。但大家都看得很专注，由于看电视的人多，会议室小，座位少，大多数人都只能在座位后面站着看。人虽多，但秩序很好。我足球世界杯的最初认知就是从这台电视里获得。当时鸭溪镇上的人们对足球知之甚少，几乎没有同学会踢足球，1978年中央电视台第一次转播第十一届阿根廷世界杯录像（那时还没有现场直播），那飞舞在阿根廷纪念杯足球场雪花般纸片深深震撼了我们，通过宋世雄老师的解说，我感受到了足球的魅力，也喜欢上了肯佩斯、马拉多纳等足球明星，从此爱上了足球，并成了阿根廷队和荷兰队的忠实球迷。
从那以后，不管是在学校还是上班，都翘首以盼四年一届的足球世界杯，并在比赛期间邀约上好友和同事通宵达旦观看自己热爱的球队和重要的比赛，并为其加油助威，我们已曾为中国足球屡次冲击世界杯决赛圈未果而痛心极首，也为自己喜爱的球队和明星取得胜利而欢呼雀跃，开心度过世界杯这个球迷狂欢的节日。
可以说，是鸭溪窖酒厂这台电视机让我们初步融入了外部精彩、缤纷的世界。
贵州大学与鸭溪窖酒
1982年秋上大学时，全班只有我和另外一位同学来自乡镇，其他同学都是从县城和州市考入的。但看到我是来自鸭溪时，同学们都知道我是酒乡来的，他们因鸭溪窖酒名气而了解鸭溪。部分同学对三都、惠水、镇宁这些县城并不了解。有的同学干脆在班上就叫直接叫我鸭溪。
有一次上党史课时，上课的柯老师是浙江人，普通话不十分标准，当讲到红军长征时期的鸭溪会议时，有的同学便将目光投向我，教室里立即传来阵阵笑声，柯老师还误认为同学们没有听懂他的口音，还用粉笔在黑板上郑重写下了大大的鸭溪两个大字，又引来同学们的一阵哄堂大笑。
每学期开学返校时，我都会从家里带上一瓶鸭溪窖酒到学校和班上要好的几个同学一起聚饮，那是我们在学校最美好的时光之一，这个习惯一直坚持到毕业离校。
1985年春，贵州大学承办全国高校《国际私法》研讨会，因为这次会议规格高、参加人员多，学校非常重视，制定了详细的接待方案，由于鸭溪窖酒当时在全国的知名度，加上价廉物美，学校决定选用其作为接待用酒，学校让法律系负责酒的采购，系领导和《国际私法》的教学老师段武长知道我和81级的肖军是鸭溪人，专门将我俩叫到系办公室，先谈了这次会议对学校特别是对法律系的重要性，鉴于我们是鸭溪当地人，郑重将这个任务交给了我俩，要我俩克服各种困难，千方百计完成此项购酒任务，来回报学校对我们的培养。
当时鸭溪窖酒非常紧俏，实行的是计划分配，计划外购酒指标必须要有厂领导的批条才能购买。当时鸭溪窖酒厂的经营厂长王福龄的爱人蒋老师和我姨妈是鸭溪小学的同事，两家是邻居，关系很融洽，他二儿子和我是玩得很好的朋友，我就大胆给王厂长写了一封信，详细介绍了买酒的缘由，肖军又通过他在鸭溪中学当校长的父亲找到酒厂相关领导，从鸭中的角度寻求酒厂的支持，经过我和肖军的多方努力，酒厂领导终于在学校开出的公函上批了20件鸭溪窖酒，为此，学校还特派了一辆车专程送我到酒厂拉酒回学校，当我在王福龄厂长办公室从他手里接过批条时，除了连续说了几声谢谢外，还郑重地告诉他这次会议是全国性的，来自全国各地的学者和专家很多，可以为酒厂加大宣传，提高知名度。
记得王厂长笑了，对我自豪地说，鸭溪窖酒还用得着宣传吗？在此次研讨会的开幕式上，时任贵州省长王朝文同志亲自到会祝贺，并在欢迎酒宴上隆重推介了鸭溪窖酒。
鸭溪窖酒与银行
1988年，我调到银行上班。那年夏天，中国经济特别过热，商品价格一路飙升。全国各地兴起一阵抢购风潮，人们纷纷从银行取出存款抢购日常用品囤积在家，以备不测。
为防止经济过热，保证其稳定、健康发展，国家迅速采取了一系列的宏观调控政策。遵义地区行署专门组织了一批当地的紧俏商品按指标分配给银行用于吸收公众存款，其中就有鸭溪窖酒。
只要在银行的存款达到一定的金额就能平价购买风华电冰箱、华日电视机、鸭溪窖酒等遵义地区的优质名酒。
随着各种调控措施的出台，人们逐渐稳定了情绪，银行存款回流，物价开始平稳回落，鸭溪窖酒为当时遵义经济逐步恢复做出了一定贡献。
1989年，鸭溪窖酒厂接到保加利亚普罗夫迪夫国际博览会组委会邀请，准备参加此次博览会。
由于当时实行的是外汇管制制度，酒厂没有外汇额度不能购买外汇交纳参展费用和出国人员差旅费。时任鸭溪酒厂党委书记谭治明找到中国银行请求帮助，银行积极向遵义地区计委和外管局反映酒厂的困难和诉求，得到了遵义行署领导和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从相关创汇企业调剂了外汇额度解决了此笔费用，使酒厂得以顺利参展，最终，鸭溪窖酒获得了这次博览会的最高奖——普罗夫迪夫金奖，这也是酒厂的第一个国际金奖。
时光荏苒，转眼已过去了三十多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以及受市场销售、管理体制、上层决策等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影响，鸭溪窖酒的荣耀似乎出现了新的变化，但她昔日带给鸭溪的辉煌，将永远刻在我们这一代人的记忆里。（杨晓平/文 本报记者 刘延平/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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