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兴乡农协会的成立,并非一次孤立的集会,而是新生政权在极度凶险的匪患中“扎下根”的必然一步。它直接回应了当时当地四个层面的迫切需求。
直接动因。在“匪患”与“政权真空”中站稳脚跟
1950年初的复兴乡(今水坝塘)刚解放,基层政权“尚未站稳脚跟”。黔北国民党残余势力与当地恶霸梁山桐、娄恩普勾结成匪,气焰嚣张,烧杀抢掠。从全县看,1950年三四月间土匪暴乱蜂起,甚至有攻打乡政府、杀害工作人员想法。在这种环境下,单靠随军工作队无法深入群众,必须建立农民自己的组织来“撑腰”和自卫。
组织铺垫。从“治安支前委”过渡而来
农协会并非凭空建立。1950年初,桐梓县派员接管复兴乡政权,同时在联丰大队(现二坪社区)建立了“治安支前委员会”,由韩世纪(河南人)任干事,解放军139团一个班进驻娄义贵家的老屋办公。支前委通过院坝会宣讲政策、动员青年参加民兵训练,并已着手开展清匪、反霸、减租、退押、征粮“五大任务”。这为后续农协会的成立完成了干部储备(如娄义珍、娄普清等骨干)和群众初步发动。

娄义贵老房子
阶级基础。在地主武装的压迫下“诉苦起身”
复兴乡存在像娄恩普这样拥有约几十人带枪家丁的大地主,长期欺压百姓。农民虽有翻身愿望,但心存恐惧。解放军工作队采取“白天帮干活、晚上开诉苦会”的方式,先以行动表明“撑腰”态度,再引导群众控诉匪首恶霸罪行。随着一场场诉苦会的召开,农协会才“就地成立起来”。可以说,是阶级矛盾的尖锐化与群众觉悟的唤醒共同催生了农协会。
宏观背景。嵌入全国性的“五大任务”
从更大视野看,1950年初月起,中共中央西南局和贵州省委部署开展清匪、反霸、减租、退押、征粮“五大任务”,要求以贫雇农为主体普遍筹建农民协会。复兴乡农协会的成立(约在1950年5月前后),正是这一全国性运动在黔北基层的具体落地。其最终指向,是废除保甲制度,实行“一切权力归农会”,完成基层权力的彻底重组。
因此,复兴乡农协会的成立背景,是一条清晰的因果链:匪患猖獗使政权必须扎根 → 支前委铺垫了组织基础 → 诉苦运动唤醒了阶级意识 → 最终在“五大任务”的全国浪潮中,农民协会正式诞生,成为乡村新政权的真正基石。(娄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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