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头斜挂西山，像块烧红的铁饼，把人的影子拉得老长老长。捆好了最后一捆草，背上的汗早就干了，结成一圈圈白花花的盐渍。我、伙计、还有三梆子，三个人六只眼，都盯着山岗上的 “武台山”。武台山其实就是一块有几十平米，草已被踩干净的光秃秃的大土台子，边上有五个石头，最高的那个也不过人多高，长满了狗尾巴草。它成了我们村村民，儿时在那里展现各自本领的舞台。

 

   “分本！”三梆子把镰刀往地上一插，像个将军似的。这是我们雷打不动的规矩。一天割草攒下的“工分”，谁多谁少，全凭在“武台山”上打一架说了算。赢了的，今天记的工分就占大头。输了的，活该少拿。

 

   第一台，叫“懒汉台”，最低最平。三梆子先站上去，叉着腰冲我嚷嚷：“来！昨晚那半个包谷白给你吃了？”我没吭声，闷头冲上去，两个人扭在一起。草屑和土沫子乱飞，几个回合，我瞅准他下盘不稳，腰一使劲，把他掀了下去。三梆子滚了两圈，呸呸吐掉嘴里的土，冒了一句：“得，这局你是老大。”

 

   第二台、第三台……越往上越陡，摔得也越瓷实。打到第四台“好汉坡”的时候，伙计下场了。他当时比我高半个头，胳膊上全是硬邦邦的肉疙瘩。我俩都下了狠手，他使绊子，我顶膝盖；他揪我领子，我掰他手指头。最后他后背“砰”地撞在台边一棵歪脖子槐树上，震得他五脏六腑都像是挪了位一样，可我也被他用脚别住，整个人压在他身上动弹不得。风从台子上刮过去，吹得我俩汗湿的头发一翘一翘的。我俩呼哧呼哧喘着粗气，脸贴着脸，都能闻见对方身上那股子青草被太阳晒过后的、热烘烘的腥味儿。谁也没说话，也没人认输。就那样僵着。

 

   太阳彻底滑下去了，天边烧起一片火。最高那座“镇山台”的阴影，黑黢黢地压过来。“行了，”伙计忽然松开手，翻身躺在我旁边，看着开始泛青的天，“算平手。今天草，你捆得最瓷实，我那份分你一成。”我没动弹，肋骨也一吸一吸地疼：“你那捆草……底下垫了湿柳条，压秤。当我没看见？”伙计“嗤”地笑出声，胳膊肘捣我一下。三梆子在底下喊：“还打不打了？蚂蚁都他妈收工了！”我们都慢慢坐起来，后背上沾满了草沫子和干裂的泥块。我们都不看对方，各自爬起来，拍打拍打身上的土。山坳里静下来，只剩下蝈蝈开始试嗓子，细细地、长长地叫一声。

 

   那天谁也没再提“武台山”。三个人扛起草捆，踩着渐渐凉下来的土地，一瘸一拐地，并排着往村里走。晚风把汗湿的背心吹得鼓起来，凉飕飕的。肩膀上的草捆沉甸甸地压着，里面有我的，有他的，混在一起，分不清了。（娄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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