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雁城衡阳是全国较早燃起革命烈火的地区之一，是湘南地区早期革命活动的策源地和大本营。创党初期，一代伟人毛泽东同志就对衡阳的革命运动极为关心、关注、关切，曾先后5次来衡阳宣传马克思主义、指导建党建团、培养党的干部、开展武装斗争，为新中国红色政权的建立积累了丰富经验、提供了思想准备，作出了突出贡献！
往事越千年，今日尽芳菲。毛泽东同志的革命实践和光辉业绩已载入中华民族史册。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关键时期，改革发展任务复杂艰巨，风险挑战错综复杂。一代伟人毛泽东同志在衡阳的革命实践将永远鼓舞我们在新征程上努力创造无愧于党、无愧于历史、无愧于人民的新业绩！
一、革命实践
- 党的建设：革命要有先进阶级及其政党领导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欧洲列强无暇东顾，日本趁机加强了对中国的侵略，严重损害了中国的主权。中国人民的反日情绪日渐增长。1919年1月，英、美、法、日、意等战胜国在巴黎召开对德和会，决定由日本继承德国在中国山东的特权。中国是参加对德宣战的战胜国之一，但北洋军阀政府却准备接受这个决定。这次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引发了伟大的“五四”爱国运动。
从1918年11月的“公理战胜强权”庆典，到次年1月的巴黎会议，短短两个月时间，当时的中国充分诠释了“自古弱国无外交”的定律，所谓的“公理战胜强权”不过是一个美丽的童话。面对这样的屈辱局面，1919年从5月4日开始，北京各校学生纷纷宣告罢课，并向各省的省议会、教育会、工会、商会、农会、学校、报馆发出罢课宣言。天津、上海、南京、杭州、重庆、南昌、武汉、长沙、厦门、济南、开封、太原等地学生，在北京各校学生罢课以后，先后宣告罢课，支持北京学生的斗争。面对强大社会舆论压力，亲日派卖国贼头目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相继被免职，总统徐世昌提出辞职。这场声势浩大的运动，最终以中国代表拒绝在合约上签字而告终，中国因此成为唯一一个没有在合约上签字的战胜国。
“五四”运动的爆发，就像平地一声惊雷，打破了衡阳学界往日的宁静。1919年6月7日，在夏明翰、蒋先云、黄静源等组织领导下，湘南学生联合会成立。湘南学生联合会成立后，以“联络感情、交换知识、促进文化、改造社会”为宗旨，积极组织和领导湘南广大学生声援、支持北京学生，进行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引起了当时身在长沙的毛泽东同志的极大关注。一时间，湘南学联成了“五四”时期湘南学生运动总部与新文化、新思想传播的中心。在党的教育领导下，湘南一些初具共产主义思想的青年学子开始走上了同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把马克思主义传播到工人农民中去。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宣告成立，这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确立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的正确道路，让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看到了新的希望、有了新的依靠。同年10月10日，中国共产党湖南支部成立，毛泽东任书记。就如何迅速拓展湖南建党的局面，毛泽东同志将目光投向湘南重镇衡阳，把衡阳视为湖南建党的试验区。在夏明翰的陪同下，毛泽东同志风尘仆仆来到衡阳。经过多方考察，毛泽东将衡阳及湘南革命的基地定在湖南省立三师。在三师风雨操场向同学们作《中国历史上农民战争问题》的演讲时，毛泽东向同学们介绍了陈胜、吴广、黄巢、李自成等农民起义领袖的事迹，总结了农民起义的经验教训，指出他们的失败是由于没有先进阶级和政党的领导。并亲手发展了蒋先云、黄静源、唐朝英、蒋啸青加入中国共产党，建立了湘南地区第一个党小组——中共三师党小组。同时明确指出，革命不是杀几个人就够了，而是靠培养更多的先进分子参加到我们的队伍中来。他还号召大家放下读书人的架子，脱掉长衫，到劳苦群众中去，到水口山矿厂去，那里有很多工人，工人革命性最强，建党要与工人结合起来，在工人中发展党员、团员，建立党团组织。按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衡阳地方党组织很快就派人到水口山矿做宣传发动工作，首先在工人中开办政治夜校，传播马克思主义，启发提高工人的阶级觉悟。同年4月底，毛泽东再次来衡，检查指导建党建团工作，并致信党中央，要求加强三师党团建设的领导工作。8月，经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陈独秀的推荐，张秋人来到衡阳，被聘为三师英文教员，以此为掩护做党的工作。经过精心筹备，1922年10月，衡阳第一个中共党支部也是湘南地区第一个中共党支部——中共湖南省立第三师范学校支部宣告诞生。
随着中共衡阳地方党组织的诞生，衡阳的革命斗争终于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和战斗堡垒；灾难深重的衡阳人民，经过漫长的寻求、探索和苦斗，终于迎来了革命的曙光。从1921年10月至1923年8月间，中共衡阳地方党组织在自身发展和巩固的同时，组织领导衡阳人民开展了两项重大活动：一是组织党团员和进步青年参加、支援水口山工人运动；二是领导三师进步师生开展驱逐反动校长刘志远的斗争。两项斗争都取得了彻底胜利，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影响和地位，为日后党组织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2、统一战线：一切权利归农会
1924年1月20日至30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形成。大会通过的宣言对三民主义作了适应时代潮流的新解释。其中民生主义以“平均地权”“节制资本”为两大原则。会后不久，孙中山又提出“耕者有其田”的口号。国共合作的实现，有力促进了农民运动的开展。
国民党一大后，共产党员林祖涵、彭湃分别担任了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部长和秘书。在以共产党员为主的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和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的推动下，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于1924年3月初步确定农民运动计划，决定组织农民协会和农民自卫军。7月，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颁布了《农民协会章程》。中共广东区委通过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和广州革命政府，派遣特派员到广东省各县进行宣传和组织工作，点起农民运动的火焰。各县纷纷建立农民协会，组织农民自卫军，向土豪劣绅和贪官污吏进行斗争。
为了培养农运骨干，经彭湃等提议，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在广州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1925年秋，毛泽东在赴广州主持农民运动讲习所途经衡阳时就明确提出：湘南执委要派党团骨干到广州农讲所、政治讲习所学习，为日后的革命运动培养干部。他强调，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无论在革命的预备时期，还是革命的实行时期，他们都是占重要位置的。设若他们有了阶级觉悟，可以起来进行阶级斗争，我们的社会革命，共产主义，就有了十分的可能性了。湘南执委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先后选派了91名党、团员到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他们毕业后，受党组织委派，到湘南各地开展农民运动，工作干得很好，没有辜负党对他们的培养和训练，为湖南农运的发展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
1926年2月21日至24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特别会议。提出“党在现时政治上主要的职任”是从各方面准备北伐，“而北伐的政纲必须是以解决农民问题作主干”。强调准备北伐，“不仅是广东作军事的准备，更要在广东以外北伐路线必经之湖南、湖北、河南、直隶等省预备民众奋起的接应，特别是农民的组织”。
湖南是国民革命军从广东出发北伐后的第一个战场，也是北伐的重要战场。从1926年5月以叶挺独立团为主体的北伐先遣队提前入湘，到7月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进军湖南，不到两个月时间，北伐军连战皆捷，先后攻占醴陵、长沙、平江、岳阳等城镇，将军阀势力驱逐出湖南。中共湖南区委动员工农群众和各界力量，采取各种方式，从人力、物力、财力等各个方面支援北伐战争，为北伐的胜利进军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推动了湖南工农运动的高涨。许多地区的地主政权、地主武装被打得落花流水。在那些打倒了地主政权的地方，农民协会便成为乡村唯一的权力机关。
1926年11月，毛泽东在担任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后，决定以湖南、湖北、江西、河南为重点开展农民运动，以推动全国农村大革命高潮的兴起。1927年1月4日至2月5日，在国民党湖南省党部监察委员戴晓云（又名戴述人）陪同下，中共中央委员、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毛泽东深入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5县进行农民运动实地考察。其中，于1月15日至24日在衡山进行历时10天的考察。
在岳北区农协所在地——关圣殿，毛泽东在听取区农协负责人赵国城、彭桂峰等的工作汇报后，赞不绝口。他说，岳北农民在军阀赵恒惕的老家闹起了革命，就好像孙悟空钻在铁扇公主肚子里大舞金箍棒。他还说，与工人阶级首先进行经济斗争不同，乡村的农民，一起来便碰着那土豪劣绅大地主几千年来持以压榨农民的政权(这个地主政权即军阀政权的真正基础)，非推翻这个压榨的政权，便不能有农民的地位。毛泽东的谈话，给了到会人员以极大的鼓舞。
在岳北女界联合会会址——芳山公祠，毛泽东听取了联合会负责人刘淑清、朱隶棠的汇报。特别是朱隶棠汇报到先年冬至那天，岳北女界联合会组织白果一带妇女成群结队破天荒地到涌到赵、周、李、廖、刘各氏祠堂吃冬至酒，把族长老爷吓坏了，更是眉飞色舞，手舞足蹈。毛泽东这时也不禁停下笔来，聚精会神地听，并不断地竖起大拇指，对大革命中的衡山农民群众推翻乡村封建统治势力的革命行动和历史功绩进行了热烈赞颂，尖锐地批评了党内外责难农民运动的各种谬论。他说：“孙中山先生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所要做而没有做到的事，我们农民在几个月内做到了。这是四十年乃至几千年未曾成就过的奇勋。这是好得很！”
在岳北农工会的旧址——刘捷三公祠，毛泽东具体了解了岳北农工会当年组织农民进行平粜和阻禁地主谷米出境的的斗争情况，并指示要对周德二、赵丙炎、廖芳炳、李玉邕四烈士召开追悼会，对四烈士的家属要好好照顾，并看望了一家烈属。重点强调，无产阶级要正确对待农民这个最主要同盟军的重大原则问题。湖南工人数量很少，国民党员和共产党员更少，可是满山遍野都是农民。因此，任何革命，农民问题都是最重要的。他还证以历代的造反和革命，每次都是以农民暴动为主力。中国国民党在广东有基础，无非是有些农民组成的军队，如果中共也注重农民运动，把农民发动起来，也不难形成像广东这类的局面。毛泽东同志的讲话丰富和发展了马列主义关于工农联盟的理论，为历史紧要关头的中国革命指明了方向，有力推动了农村大革命运动的继续发展。
在衡山二区（周氏光霁公祠）、十三区(石东庙)、十四区(福田铺)、十五区(桐子山)考察期间，毛泽东详细了解了衡山农运斗争及农民禁赌、禁鸦片等情况。广泛听取他们对农村大革命的看法和组织各界联合阵线的意见。并站在福田铺燕形嘴樟树下，面对600余农协干部和农协会员，发表了激情豪迈的讲话。他指出：“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现在有了这个变动，乃是革命完成的重要因素”，一切革命的党派、革命的同志，都应当站在农民的前头领导他们前进，而不是站在他们的后头指手画脚地批评他们，更不是站在他们的对面反对他们。他强调：必须依靠广大贫农作“革命先锋”，团结中农和其他可以争取的力量，把农民组织起来，从政治上打击地主，彻底摧毁地主阶级的政权和武装，建立农民协会和农民武装，由农民协会掌握农村一切权力，然后进行减租减息、分配土地等斗争。
在衡山地委机关召开的欢迎会和新党员宣誓大会上，毛泽东对新党章和六句誓词作了扼要的阐述，并要求地委加强对新党员的训练。会后，还特意找了曾经在县监狱当过小狱吏，后担任农协秘书的谭汉卿谈话，重点调查了县署内监狱的腐败情况。当他得知县监狱还关押着乡农民协会委员长和委员的情况后，随即向县农协和国民党县党部了解情况，经证实后，他在以后召开的地委会上向地委提出了严厉的批评。陈新宪和贺尔康立即到县衙门说明来意，县知事陈阜元只得乖乖地照办，当即请农会组织农民将被关押的农会干部披红挂彩迎接回去。
在考察衡山县农运讲习所、县总工会、女界联合会、党训班和城郊农村期间，毛泽东得知贫农在农会中占90%时，高兴地说：“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这个贫农领导是非常之需要的。”在中共衡山地委举行欢送会上，毛泽东从国际谈到国内，从工运谈到农运，从湖南谈到衡山，高度地评价了衡山的农民运动。他说：“我这次从长沙出发，经湘潭、湘乡来到衡山，特别是在乡下走了一趟，感到一种从来没有过的痛快。农民把那些吃人的野兽——土豪劣绅、恶霸地主打得落花流水。”他有力地挥动手臂，连声赞扬农民这种举动，并说没有农民的这种举动，就没有革命。他认为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就是农民问题，要使农民从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下解放出来，成为社会和国家的主人。
24日上午，毛泽东结束了对衡山的10天考察，乘船离开衡山县城返长沙。他把考察期间召集农民和农运工作者开各种类型的调查会，获得大量第一手材料，写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在这个报告中，他热烈赞颂农民群众打翻乡村封建势力的伟大功绩，阐明农民斗争同革命成败的密切关系。中共中央主管宣传工作的瞿秋白很重视这个报告，他于3月间在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向导》周刊发表了这篇文章的前两章。4月，汉口长江书店以《湖南农民革命（一）》为书名，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以单行本出版发行。瞿秋白在为该书所作的序言中说：“中国革命家都要代表三万万九千万农民说话做事，到战线去奋斗，毛泽东不过开始罢了。中国的革命者个个都应当读一读毛泽东这本书。”1927年3月30日，湖南、湖北、江西、河南四省农民代表举行联席会议，选出毛泽东、谭平山、彭湃、方志敏和邓演达等13人组成中华全国农民协会临时执行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对发展各地农会组织、扩大农民武装、建立农村革命政权和解决土地问题等，做了具体部署。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与工人运动一起为国共两党共同领导的北伐大军提供了有力的支援。
3、武装斗争：以枪杆子对付枪杆子
湖南工农运动的迅速发展引起了湖南的土豪劣绅、不法地主、资本家、国民党右派分子，以及一些反动军官的极大恐惧和仇视。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后，这些人迅速聚拢起来，准备疯狂反扑。1927年5月21日，由原直系军阀部队改编的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五军第三十三团团长许克祥在长沙发动反革命政变，调集军队向国民党湖南省党部、省总工会、省农民协会、省特别法庭和省市党部机关发起突然袭击，收缴工人纠察队武器，释放在押土豪劣绅、疯狂进行反革命大屠杀。湖南70多个革命机关被捣毁，100多名共产党员、国民党左派人士和革命群众被杀害，许多人被捕。湖南的革命形势急剧恶化，到处白色恐怖，省委组织几乎破坏殆尽。
为了挽救中国革命，中共中央任命毛泽东为湖南省委书记，去长沙组织新的湖南省委。毛泽东到湖南后明确指出：马日事变是上海事件的继续，随之而来的将有无数个马日事变在全国发生，对不能合作已经反动的国民党分子要严加处置。各县工农武装一律迅速集中，不要分散，要用武力来对付反动军队，以枪杆子对付枪杆子，不要再徘徊，不要再观望。之后，他冒着生命危险由长沙经过湘潭步行来到衡山县城，召开会议了解衡山县及其周边几个县的情况，指导开展武装斗争。
6月的一天清早，毛泽东与湖南农民协会委员长柳直荀一起，由中共衡山地方执行委员会执行委员、农运部长兼青年部长贺尔康，中共衡山地方执行委员会执行委员、衡山县农民协会委员长刘爱农陪同来到中共衡山地方执行委员会驻地——康王庙。一坐下来就开始询问起衡山县工人纠察队、农民自卫军的情况、国民党党部和县知事的动态，听取中共衡山地方执行委员会成员、宣传部长、代理书记陈新宪和贺尔康关于衡山县各方面情况的汇报。当天即在康王庙召开中共衡山地方执行委员会干部会议和邻近县地方负责人会议，全面揭露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新军阀背叛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阴谋反共的罪恶行径，号召全县工农武装迅速集中，拿起枪杆子，奋勇战斗，保护农民运动的一切胜利果实，严厉打击土豪劣绅的反攻倒算。
第二天早上，中共衡山地方执行委员会下达了紧急集中的命令，全县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军紧急集中到衡山县城。当天，衡山农民自卫军有3个中队很快集中到衡山县城。工人纠察队有枪的全部集中到了县城。毛泽东指示，先派一个强有力的部队过河打前站(一个农民自卫军中队)，向湘赣边境前进。而且沿路布置警戒；一个农民自卫军中队警戒衡阳方向，负责靠萱洲河一线的警戒防卫；一个农民自卫军中队駐南门外一线负责县城保护(陈正冬为队长，这个中队是原县团防队改编的);县工人纠察队负责城内秩序的维持。
- 去武汉参加中共五大的衡山地方执行委员会书记向钧回到衡山，觉得衡山的工作动向与省委6月初召开的会议精神不符（是指，正当许克祥叛军被围困长沙城里惶惶不可终日，各路农民即将夺回长沙之际，在武汉的共产国际代表和中共领导人鲍罗廷、罗易、陈独秀等，对马日事变和工农武装进攻长沙，采取了右倾投降主义的指导方针，急忙下达湖南问题应静候国民政府解决、农军不得进攻的命令。命令通过湖南临时省委传到农军备部，农民纷纷撤退。叛军因而得以摆脱困境，获得喘息的时机，调整部署，转守为攻，以百倍的疯狂向农军反扑）。向钧坚持按省里的安排部署行动。毛泽东提出，可以一面向省委请示，一面接原计划继续行动。这时，有个快信传到衡山，说衡阳国民党军队已越过霞流市，向衡山移动。随后，中共衡山地方执行委员会又接到雷溪市自卫队向后退的消息。当时，向钧决定要中共衡山地方执行委员会宣传部长陈新宪带一部分工人纠察队护送毛泽东和柳直荀离开县城，其余的部队都由他带到岳北去。
- 衡山县城店铺关门，街上秩序很乱，县知事衙门的警备队行动异常。这时，向钧命令中共所有人及中共所领导的组织撤出县城。城里的农民自卫军一中队(陈正冬部)叛变了，扯白旗子去迎接敌人。混乱中，陈新宪带领部分工人纠察队迅速护送毛泽东由北门出城。然后，他们沿江而下，把毛泽东送到石湾对河（现在长江镇的新源渡口）。这时，煤矿的工人纠察队长来见毛泽东，并报告了沿河两岸的情况。当了解到此时沿河两岸都控制在自己手里，又听说原来派过河东打前站的农民自卫军中队驻扎在离石湾不远的地方时，毛泽东说：这下不要紧了，我个人走还好些。他用卷烟的纸写了几个字，要陈新宪交给柳直荀，并说:石湾那边的农民自卫军中队我代你们去安排部署。后来，毛泽东安排这个中队去了井冈山。不久，毛泽东登上了开往石湾的船、结束了这次衡山行程。由于毛泽东同志的指挥有方、应对得当，马日事变后的衡山没有尸骨成山、血流成河，革命力量得到了保存。之后于7月初返回武汉，他在衡山等地的革命实践中提出并实践“以枪杆子对付枪杆子”的思想，是他后来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著名论断的另外一种表述形式。
二、当代启示
回望和学习毛泽东同志在衡阳的革命实践，不难发现，党的建设、统一战线、武装斗争这“三大法宝”是革命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战胜困难险阻的有力武器，在新时代依然具有不可替代的巨大作用，无论对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还是推动世界的和平与发展，都有着极其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 毛泽东同志在衡阳的革命实践启示我们：要始终坚守人民立场，切实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把党建设成为风雨来袭时全体人民最可靠的主心骨。党的建设，始终是关乎中华民族前途命运的大问题。历史已经证明，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要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积极破解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带领中国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只有中国共产党。“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而“党建”犹如宏伟大厦之栋梁，只有把党建设好，才能确保党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的领导核心。为此，党的二十大从七个方面作出了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战略部署。一是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二是坚持不懈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三是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四是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五是增强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六是坚持以严的基调强化正风肃纪；七是坚决打赢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历史性地解决了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的关键性问题，找到了自我革命这一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为推动党和国家事业的创新发展提供了坚强的政治、思想和组织保证。
2、毛泽东同志在衡阳的革命实践启示我们：团结奋斗是中国人民创造历史伟业的必由之路，要牢牢把握团结奋斗的时代主题，形成同心共圆中国梦的强大合力。正是掌握了团结奋斗这一成功“密码”，中国共产党在历经磨难中成长、在攻坚克难中壮大，团结带领人民创造了彪炳史册的光辉成就。但是，团结奋斗必须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团结奋斗，只有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才能保持团结奋斗的正确方向。党的二十大明确提出了，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自信自强、守正创新，踔厉奋发、勇毅前行，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的主题。这一主题明确宣示了我们党在新征程上举什么旗、走什么路、以什么样的精神状态、朝着什么样的目标继续前进的重大问题，是新时代新征程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新高度的政治宣言书。新征程上，我们要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牢牢把握团结奋斗的时代要求，坚持大团结大联合，正确处理一致性和多样性关系，促进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海内外同胞关系和谐，把不同党派、不同民族、不同阶层、不同群体、不同信仰以及生活在不同社会制度下的全体中华儿女团结起来，画出最大同心圆，以团结奋斗之力不断创造新的历史伟业。
3、毛泽东同志在衡阳的革命实践启示我们：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要加强国防和军队建设，建设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今天，党的历史任务发生了深刻变化，从武装夺取政权发展成为完成推进现代化建设、实现祖国统一、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的三大历史任务。要完成三大历史任务，必须加强人民军队建设，尤其是正规化、现代化、信息化建设，才能成为保卫祖国的钢铁长城，才能抵御外来侵略，捍卫国家主权、安全、领土完整，为现代化建设保驾护航，为维护世界和平、创造安定和谐的国内外环境做出重大贡献。党的二十大明确提出，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开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局面。我们要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到坚持党指挥枪、建设自己的人民军队，是中国共产党在血与火的斗争中得出的颠扑不破的真理。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一切向前走，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走得再远、走到再辉煌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我们要从一代伟人毛泽东在衡阳的红色岁月和革命实践中吸取真理智慧和信仰力量，赓续红色血脉，传承红色基因，以奋进者的姿态努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中共衡南县委党校 王从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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